黄宗英：在爱情与写作中永葆青春

　　●她曾有过两位闻名文艺界的爱人，一位是赵丹，一位是冯亦代。

　　●她曾是演艺圈的“甜姐儿”，后来致力于写作。

　　●她的家庭是“卖艺人家”。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黄宗英小传

　　黄宗英，1925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瑞安。表演艺术家，作家，曾主演《甜姐儿》、《幸福狂想曲》等；著有《黄宗英报告文学选》、《半山半水半书窗》、《上了年纪的禅思》、《归隐书林》(合著)等。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弟弟黄宗洛皆为表演艺术家，人称“卖艺人家”。

　　第一次打电话给黄宗英是在2005年7月13日。这一天，是黄宗英的80岁生日。这一天，黄宗英就躺在上海的医院里，通电话时，她说:“我刚吃完生日蛋糕。”那时候，《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刚刚出版，在情书中，冯亦代和黄宗英互称“爱得永远不够的娘子”、“恩恩爱爱的二哥哥”，引人联想到鲁迅与许广平、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沈从文与张兆和、梁实秋与韩菁清的情书，而冯黄二人的年龄最高。

　　从此断断续续收集黄宗英的作品，渐渐觉得她与郁风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画面感很强，郁风笔下如画，而黄宗英写得像电影。写得最好的是纪念阿丹的那几篇，赵丹在黄宗英眼里，是一个大男孩，一个执着得可爱的艺术家。在没有阿丹的日子里，黄宗英曾经迷惘过，幸好让她遇上二哥冯亦代。黄昏恋后，归隐书林，冯亦代在黄宗英眼里，是另一个大男孩，一个执着得可爱的学问家。婚后，由于相互影响，两人的文章无意间也发生了变化，冯亦代的变得活泼些，黄宗英的变得理性些。

　　真正见到黄宗英是在半年多以后的春天，她依然住在上海的医院里。在电话里，她爽快地说:“你可不要带些没有用的东西来，破费。”不带鲜花，不带水果，带来一本书，她笑了。

　　81岁的黄宗英比想像年轻。满头银发却没有老态，聊到开心时，会禁不住笑，有一次，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压缩性骨折，一动也不能动，要静养一段时间。腿没有了，像刚生下来的小BB一样。”

　　两次婚姻

　　1947年，赵丹32岁，黄宗英22岁。赵丹和名导演陈鲤庭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看见黄宗英的照片，说:“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他们调来黄宗英的处女影片《追》，看完之后，把黄宗英从北京请到上海，和赵丹合演《幸福狂想曲》，他们演一对恋人。影片停机，演员将分手时，赵丹忽然孩子似地对黄宗英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孩子。”于是，《幸福狂想曲》变成“幸福进行曲”，黄宗英变成赵丹的妻子。1980年10月10日，赵丹去世。

　　1993年7月13日，黄宗英68岁生日。80岁的冯亦代给黄宗英写信:“今日娘子千秋，小生祝青春永葆，青春永葆，青春永葆:‘恨无彩凤双飞翼’前来祝寿；‘心有灵犀一点通’娘子笑纳。今天你怎样过你的生日呢？我的信如期到了吗？你看了心头觉得有温馨吗？花篮有没有如期送到？……终身厮守，吾复何求？我想七月七日的长生殿也不过只是我们忘情的万一，三郎是比不上二哥的。”这时候黄宗英住在上海，冯亦代住在北京，两人书信不断，最多时一天要写三封信。1993年底，冯亦代和黄宗英结为伉俪。黄宗英说，两人婚后像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夫妻一样，过得安静幸福。2005年2月23日，冯亦代去世。

　　南方都市报:我原来不知道赵丹曾经学过国画，他晚年很喜欢画画？

　　黄宗英:不是很喜欢，戏少书画多。他是一个画痴，但是这种喜欢是无奈的，他演不了戏。当演员的时候他没法画画的，真正拿起画笔，是在拍摄《李时珍》的时候，他在山区，翻山越岭地画一些素描回来，他是学山水的。后来他在家里老画画。

　　南方都市报:他晚年说:“字比画好，画比戏好。”据说他十岁就给店家写匾额了。

　　黄宗英:八岁就写了。他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事，是黄苗子和郁风给张罗的。他也没在意这些协会什么的，结果批准他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时候是1980年10月9日，把这个证送到的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他走的那天。他自个没有看见。

　　南方都市报:他还是潘天寿、黄宾虹的学生，在家里画画是什么样的？

　　黄宗英:他在家里头拿起笔，高兴的时候就写。可是我们一不演戏就搞运动。赵丹是一个大男孩子，我们家里有七个孩子，七个孩子都长大了，就他这第八个孩子没有长大。一直到濒临死亡他还是孩子气，不是要展览他的画吗？把他的画从广西调到北京医院的客厅里头，他自个轮椅推出来，看他的画，他就嘟囔半天，他小儿子领悟了，爸爸要跷二郎腿就说自个的画好。那时候离死没有几天了。

　　南方都市报:从他的作品看出来，他有学养，读书也多。

　　黄宗英:他还要踢球、打扑克牌、打弹子、游泳、旅游，所以他真正读书的时间不多。可是我每次都很生气，我看过的书，看完了就看完了，他看完的书对他都有用的。他平常看的书比我少，可是他看什么书都有用的。因为他做每一件事都比较专一，我做每一件事都不太专一。

　　南方都市报:结婚的时候不知道他画画的吗？

　　黄宗英:不知道。那时候也没个人说他画画的。我跟他结婚好久了，夏天快到了，我就把箱子打开晒晒，看见一些素描画，什么人物调度、舞台装置图、镜头画面构图，我说:“哟，这是谁画的？”他说:“我画的呀。不成体统，我起草的。”我说:“你还会画画？”他说:“我是学画的，我七八岁就开始画画。”我说:“喔，我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他自己原来也不说？

　　黄宗英:他也用不着向我坦白历史。(大笑)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跟冯亦代结婚之前，有人问你:“他以前都担任过什么职务？”你说:“闹不清。”人家笑你:“滑稽，连人家职务都闹不清就嫁？”你驳她:“够清楚了。难道还要政审？反正是好人。”

　　黄宗英:是啊！不问的。说到就说，不隐瞒的。

　　南方都市报:也不知道他以前搞翻译那么厉害？

　　黄宗英:不知道。知道他是好人！(大笑)我就知道赵丹是好演员，别人跟我说他哪个戏演得怎么怎么好。人家说冯亦代在《读书》杂志二百期上一期不落地写，再说他以前干过什么干过什么，我都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去年我看了《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那本书，觉得很奇怪，你们俩年纪那么大了，还写那么情意绵绵的信。

　　黄宗英:(大笑)我是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应红(《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责编)一定要给我发表。

　　不对，人也是动物，动物在它活着的时候都有爱情的。老了，临终了，很多动物的繁殖是在它死亡前的大彩排，什么鱼啊、虫啊、蝴蝶啊，临死的时候有一个狂欢的舞啊、性交啊。人既然是动物，就不用怀疑九十岁的人会这样。

　　南方都市报:他写的那些情信就像热恋中的年轻人写的。

　　黄宗英:他让我每封信的邮票，斜角贴是“我爱你”，反贴是“我恨你，不理你了”，贴这儿是什么意思，贴那儿是什么意思，我说:“二哥，你别让我费脑子了吧，我怎么会记得呢？下回我贴错了，我再也不理你了，你又着急了。”像个大孩子似的。

　　南方都市报:从书里可以感觉到，你们“归隐书林”后，你从冯亦代这个学问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你对他也有影响，你的文字中起承转合有时不按文法，显得更加俏皮、更加幽默，冯亦代以前学者型的写法在情书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黄宗英:冯亦代是我的第一读者，有时候他给我改句子，说我有语病，有时候我反抗，这是我的特色，我不能每个句子都合乎文法。我嫁给他之后，他的文风也有所改变。本来生动活泼不在他的思考过程之内，后来，他也挺顽皮的。

　　南方都市报:你也是他的第一读者，有没有向他提意见？

　　黄宗英:有提的。我说你的文章里我看不懂的，你就不能够pass。我总算是个知识分子吧，(笑)知识分子都看不懂啊。他翻译的东西多了，有倒装句，“欧化”的语言。“欧化”的被我给“融化”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好像是在1949年以前就认识了。

　　黄宗英:不认识。冯亦代说认识我，跟我说了三个地方第一次见我，在后台，几几年，我说我根本没有到重庆去。第二次说，在北京的后台见过我，我说你说的那个戏和那个年代，我恰恰不在那儿。第三次也对不上。回想起来的幻想，可能是别的女孩子，回忆不准确。

　　尝试写作

　　1941年初秋，黄宗英应长兄黄宗江邀请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不久在《蜕变》中代戏上场，就此当上了话剧演员。此后，黄宗英主演《甜姐儿》等青春剧，渐成1940年代的红星。1950年代，黄宗英演戏渐少，尝试提笔写作。1960年起，黄宗英开始深入农村生活写报告文学，作品有《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等。在周恩来的关注下，黄宗英所写报告文学的主人公侯隽与邢燕子成为一代知识青年的楷模。

　　南方都市报:我发现你的文章画面感非常强，像电影一样。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写起来文章来？

　　黄宗英:我只会写真实的故事，不会巧妙的构思，很笨的。(笑)我本来就是演员，解放以后在上影的演员剧团，女演员基本上演不了戏。我也演不了戏，主要是觉得我的气质上过了关，演不了工农兵。工农兵没有我这样，到现在让我演普通老妈妈我也演不好。除非大改行，演一个很坏的女人。(大笑)解放后主要是工农兵题材。我想，我演医生、护士、教授都可以。我没戏演了，我就在稿纸上哗啦哗啦写点东西。我是在1953年12月生了我的第一个孩子，给了两个月的产假，我就好像发了一笔横财似的。两个月不用去上班，开心得要命，躺在床上，没事我就拿纸写了《平凡的事业》。写医护人士，因为我自己是管上海剧影协会妇女福利部的，参加了两个托儿所的建设和管理，我写托儿所里一个小姑娘不愿意干保育员的工作，最后思想搞通了。(大笑)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剧本那时候能通过吗？

　　黄宗英:到1958年以后，故事根本出不来，我也写了，通不过，叫“一稿二稿，通过不了；三稿四稿，不如初稿；后面不知怎么怎么的，九稿十稿，枪毙拉倒。”(笑)有人提意见:倾向性不行、矛盾冲突正面力量不够、主题不明确，就让你改来改去，不是我一个人，大家的剧本都通不过。(大笑)后来因为剧本少了，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用多少万的钱来征求剧本，最后也没有淘出一两本剧本。

　　南方都市报:自己主动地写作之后，有没有让你去正规地学习？

　　黄宗英:我写得很用功、很苦，但是很糟糕。上面要把我重点培养成剧作家，让我到北京参加剧作讲习班，那是1954年。我们南南北北，同班的同学像李准、白桦，很多人，也很开心，因为一天放两部电影给我们看，看得头都疼了。陈荒煤说:“头疼也得看。”看得人物都串了。(大笑)还有老师来给我们讲课，有王朝闻等老师。挺好玩的，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北京长大的，到那边去，觉得上课听讲很有意思。我就在班上交出坐月子时写的剧本，一稿就通过了。大家向我道喜，说没有一稿通过的剧本。主要是题材很新鲜，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意见，这么改，那么改，改完了导演再改，我说:“你爱怎么改怎么改，我一点辙也没了。”等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那个月子里生的姑娘已经五岁了。(大笑)

　　南方都市报:怎么会到农村深入生活，写起报告文学？

　　黄宗英:后来电影生产，因为没剧本就号召写点艺术性的纪录片。当时大跃进，我这个人很“左”的，党说什么我都相信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我都非常注意，要反映什么我都跟得很紧，自己觉得非常渴望给我任务，至少在创作上非常听话。那时候我们下去写纪录片，我很开心。我就选了去写邢燕子，骑了车到邢燕子的村。我跟她们睡在一个炕上，我那时候也很能吃苦的，我1.69米高，大概那个小房子的炕1.67米长，我必须曲起腿来，脑袋才不至于伸到炕的外头去。我采访也不拿笔记，跟他们一块拿锄头去锄地，浇水。很热的天，下很大的雨，下完大雨所有的姑娘都往外跑，我说:“干什么呀？”全村都向大蒜地里浇水，他们说大蒜地里的水下完雨是烫的，不浇上河里的凉水大蒜会被烫死的。这事我不到农村绝对是不知道的。

　　南方都市报:写完邢燕子的事，又写了侯隽的事。

　　黄宗英:我回来后，想怎么把邢燕子构成一个戏，我就写了一个散文。往县里走，想先回去汇报汇报，他们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姑娘侯隽很特别的。城里来的高中毕业生，自己来的。”我说:“我去看看她吧，在她那儿住几天。”他们说:“你可不能在她那儿住，她那儿只有三根筷子，天天啃窝头、吃咸菜，你要去的话，得自己带粮食去。”我心想这姑娘这么苦，我就去了。去到那儿，全村人都知道她，说:“大姐，你快写写她，让上级把她调走吧。她太苦了，我们庄稼人再苦也没有她苦。”后来我看了她的灶，果然只有三根筷子。那时候我还带了一个伴儿，我把县里送我给的面粉、油放下来，我们还到生产合作社买了锅盆碗筷，又买了一点菜、两斤肉回去。乡亲们都说:“这回好了，这回侯隽有指望了。”我还买了两张纸，写上: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横批是:勇往直前。(大笑)跟玩似的。

　　回来以后我就写了《特别的姑娘》，影响就特别得广，都夸写得好，打动了好多年轻人。我就把这些事告诉周恩来总理。总理就:“我正好要给高中生作一个报告，我把这个典型的故事说给他们听。”本来中国共产党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时候，好多年轻人就到广阔天地去，说这文章起的作用很好。

　　回忆总理

　　1950年，25岁的黄宗英成为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代表，回国后，周恩来专门请她到家中面谈。此后，黄宗英曾多次与周恩来会面。她说:“以后，我又多次见到周总理，每一次他都要我讲故事，讲一讲我都看到了什么，去了哪些新地方，结识了哪些新朋友。现在回想也如在童话里、在梦里。”在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之际，黄宗英又一次回忆往事。

　　南方都市报:你和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会面，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有什么特别之处？

　　黄宗英:我想说一说，我的很多事跟周恩来总理有关系。我跟周恩来是这么认识的，1950年，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我那时候在外面不知道干什么活，我反正是社会活动家。上海的领导于伶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宗英啊，你去开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我说:“喔，在什么地方？我骑自行车赶着去。”(大笑)他说:“在波兰华沙。”我说:“哎哟。”于是我就到北京去报到。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小的一个，所以得到很多的礼物，很高兴，回来在北京开总结会。工作人员跟我:“宗英同志，有首长想见你。”我说:“在哪间屋子？”他说:“让你出去，到他家里去。”我说:“好吧。”我以为是夏衍要见我呢。我把我的礼物也带上，是玩具，让他老人家看得开心点。

　　我们是在北京饭店开会，到中南海不远，我走进了红墙，走进了花园，我心想:“这地方这么好呀！”我进屋子里，看见沙发什么的，觉得跟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差不多。就没多想，工作人员让我先歇一会，我一坐看看画报就睡着了，睡得挺香的。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一看:“咦，我认识你，我认识你！我在招贴画看见过你。”他就跟我说:“我是周恩来。”我觉得他挺和气的。他跟我说:“你喝点水。昨天我请你们代表团里年纪最大的张澜来聊天，今天请你们团里最小的一个，就是你。多讲讲你们代表团里有什么好玩的事，都参观了什么，收获有什么？”

　　我说:“可有意思哪！”然后我就叽里呱啦地讲，连想一二三四都没有想。那时候志愿军开出去了，人家见了我们很尊敬。他说:“就在我这儿吃饭吧。”邓大姐也来了。有我最爱吃的薄饼卷肉丝炒绿豆芽，喝小米粥，四个菜，家常饭，很好吃。吃完之后，我说:“给你们看礼品吧。”在长沙发上高高低低摆了一排，我说:“我送给你们一人一件礼品。你们自己挑，可不许多拿。”我心里想，千万别拿我的娃娃。(大笑)等于是玩了一玩，就走了。走的时候总理就给我一张小纸卡，说:“这是我的电话，以后你到北京来，就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还想听你讲故事。”总理又问我:“马列主义你学不学啊？”我说:“我学不懂，脑子里头进不去，碰上马列主义我脑门就关上了。组织上号召大家一块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块学学，学完了也忘了。”总理说:“还是应该学一学。”这样就道别了。

　　南方都市报:第二次见面，还像不像第一次那么放得开？

　　黄宗英:第二次见他是跟好多人在一起，西花厅里摆着折叠椅，我就坐在后头不言语了。总理跟大家说说笑笑，就说:“小黄今天坐哪儿了？怎么没声音了？”赵丹就说:“宗英，宗英上次不知道总理是干什么的。”(大笑)于是他就说:“总理是给大家办事的。”这样关系很平等。因为我第一次那么莽撞，第二次我就很老实。我也没有什么，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留日的总工程师，在家里我们受的也是“平等、自由、博爱”的教育。我也没有觉得总理接见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有多光彩，没有，就是多了一个和蔼的老伯伯朋友吧。

　　B12－B13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B12－B13版摄影:彭辉

　　特别感谢李辉先生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