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角色：中国社会“新势力”

　　他们是承接末流和一流社会的正在成长中的二流角色，他们也许过着二流的物质生活，但却追求着一流的精神生活。

　　他们知道自己的二流处境，并愿意顺应自己的业内秩序。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温和阶层。

　　“中流认同”正在形成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当以收入、财产等硬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很多人都不认可将自己归入较高层次中，但当这种指标变得相对软性，甚至是一种主观感受时，这种衡量的结果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延东及其课题组曾在2002年10月至11月间，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5000名城市居民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高层、中高层、中层、中低层、低层”这五个层次中，选择中间三类的人数比例达到了83.8%。赵将之总结为“中间阶层认同”。

　　波兰社会学家奥索夫斯基曾指出，如果人们在社会不平等结构的认知上倾向于阶梯式分层模式而非两极对立的阶级模式，则说明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属于中间阶级或阶层。而根据赵延东的调查，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结构正表现为一种阶梯式的阶层结构，多数公众认可自己处于中间阶层。

　　《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曾针对中国的新兴阶层也做过一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城市人越来越注重个人生活和爱好，72%的女性认为追求快乐更重要，而持这一态度的男性为63%。在购物行为上，生活在南方城市如广州的被调查者精于讨价还价，而北京人则看重的是商品质量，上海人则有较强的品牌意识。

　　中国中低层的比例偏高

　　但是，与众多发达国家的“中流”们不同，中国“中流”们自我定位显然偏低。根据赵延东的研究，中国被调查者认可“中低层”的比率达到26.5%，中高层只有10.4%。而这一数字在美国是“17.4%”和“15.7%”，日本则是“24.4%”和“12.5%”。显然，在中国，自我认可中低层的比例偏高，而中高层比例偏低。

　　赵延东认为，相比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中国社会人群表现出一种自我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倾向。

　　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下流社会”，他们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收入降低，更集中表现为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动力普遍低落，他们没有进步的企图心，“对人生热情低下”，甚至产生“怎么样努力也没有用”的念头。

　　好在中国的中间层看上去还处于明显的上升期。调查显示，在此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现在社会“很公平”“比较公平”和“基本公平”，当然，这种感受与自我认同的阶层息息相关，往往认同层次越高，就感到社会越公平。

　　另一项网络调查则是说，有64%的社会公众表达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意愿。而他们期望进入中流的职业依次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此外“专业技术人士”也是他们希望的一个选择。

　　需要更多“二流角色”

　　眼下，中国的政府已经意识到二流社会的重要性。世俗的说法里，二流被认为有“中产意识”，它们处于社会上升途径中的第二梯队，他们有相对稳定的生活资料，有着一颗追求一流的上进的心，是这个社会的“up新势力”。他们是一个存在巨大的末流群体的危险社会里的稳定元素。有了他们，末流人民就有了成为他们的渠道和动力，就不会歇斯底里地冲一流社会的窗户乱砸石子。

　　社会的二流意识，直接地体现在每个行业里面，体现在大量的二流演员、二流律师、二流医生、二流编辑等二流生态的形成过程中，这种生态为各自行业的人才储备、竞争环境、以及专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良性的有秩序的发展动力。

　　当然，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早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在某些方面滋生了以裙带政治、裙带市场以及裙带文化为手段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把持着有限的生态资源，严重阻挠了二流人才的正常成长和上升，所以，很多时候，许多优秀的人拼尽全力都无法进入一流的行列。

　　毕竟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们，早就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对二流以及一流社会的羡慕和向往了。

　　(摘自2006年第22期《中国新闻周刊》孙展 孙冉 李径宇/文)